去美国教书之前，同性恋的彩虹离我的生活还十分遥远。我身边的同性恋朋友们大多没有出柜，很多还挣扎在身份认同的困惑之中，社会对同性恋的接纳度虽有提高却远不够开放。那些与同性伴侣生活在一起很久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父母的催婚，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由于中国的法律并不允许同性婚姻，他们的选择注定会使一些人受到伤害。

　　2013年10月的一则婚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同性婚姻离我的生活也可以很近。当月，威廉玛丽学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前访问董事会董事杰弗瑞·特拉梅尔(Jeffrey Trammell)与其36年的同性伴侣在美国最高法院举行了结婚仪式，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威廉玛丽学院前名誉校长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为他们主持了婚礼，这是在最高法院至今举办过仅有的两场同性婚礼之一。我美国的一些同性恋朋友在社交网站上欢喜地分享这一喜讯，于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但是，像特拉梅尔先生这样的同性婚姻来得并没有那么容易。直到2004年，马萨诸塞州才成为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一个州。在2014年10月6日最高法院以强硬的姿态驳回各巡回法院的上诉之前，美国只有19个州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此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从2010年起也允许同性婚姻)。得益于最高法院的开道，截至2014年12月初，共35个州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但目前仍有15个州在不同程度上禁止了同性婚姻或其他形式的同性伴侣组合。

　　威廉玛丽学院所在的弗吉尼亚州一直较为保守，当特拉梅尔先生结婚时还完全禁止同性婚姻以及任何形式的同性家庭。尽管州政府自1969年以来就打出了“情人之州”的宣传语，这里的“情人”却排除了同性伴侣。因此，2012年我初到该校任教时，对校园中处处透露着“同性恋友好”的信息感到十分诧异。

　　我在学校的多个场合遇见过特拉梅尔先生，知道他曾在国会山为民主党效力数十载，但并不知晓他的同性恋者身份。特拉梅尔先生于1973年毕业于威廉玛丽学院历史系，在校期间曾任学校篮球队队长。在上世纪70年代，同性之间的交往还十分危险。他的学生戴维·麦基希克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异性恋同学来往甚密的时候，年轻高大帅气的篮球队队长不得不“把自己埋在书海中”，因为他深知“任何的交往和诱惑对自己的名声都是致命的”。

　　然而三四十年过后，一切都不一样了。2005年，威廉玛丽提名特拉梅尔进入了该校的访问董事会，这是全美著名高校中第一位公开性向的访问董事会成员。戴维感叹道：“这件事没有发生在剑桥、伯克利或者麦迪逊，而竟然是在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众多学生口中流传的威廉玛丽的别号。1693年，威廉玛丽学院由当时的英格兰威廉国王三世和玛丽王后二世建立，应此得名。后来我得知学校还有一个别称——“威廉＆拉里”(William & Larry)，校名被戏谑地改成了两个男性名字，暗指该校同性恋文化浓厚。

　　2013年9月该校正式成立了一个由同性恋学生及其支持者组成的联盟组织，命名为“威廉＆拉里”，旨在从州政府和学校两个层面来提高人们关注现存歧视同性恋的法规和政策的意识，游说州议会支持同性恋权利并废除现存歧视性法规。该组织约有两百名注册成员，涵盖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过半成员为非同性恋者。

　　“从学校的政策层面来看，威廉玛丽还处在20世纪，而不是21世纪。”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说。贝尔是“威廉＆拉里”的创始人及现任主席，也是该校公共政策专业的一名研究生。在过去的一年中，“威廉＆拉里”组织了多项文化活动和讲座，演讲嘉宾包括州议员候选人及相关领域的教授，以在全校范围内提高人们对同性恋权利的关注。

　　贝尔并不是同性恋者，他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使同性恋常态化，为同性恋者争取平等的权利。“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群体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州政府和学校的政策需要首先反映这一平等性。如此，人们的观念才能更快地得到改变。”贝尔说。

　　“威廉＆拉里”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通过与校长办公室的不断沟通，学校已正式修正了该校的反歧视政策，增加了关于性向和身份认同的相关条例。2014年初，“威廉＆拉里”说服了威廉斯堡市长公开反对彼时弗吉尼亚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案，并筹划出台该市支持同性婚姻的条例以反对州内的禁令。

　　2014年10月，在最高法院的开道下，弗吉尼亚州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法案生效的第一天晚上，“威廉＆拉里”在校园里举行了庆祝晚会。“感谢每一个坚持不懈的你，是你们成就了今天，”特拉梅尔在贺信中写道，“250年前，我校斯莫、威思教授为杰斐逊开启了关于启蒙和天赋人权的大门，让他在33岁那年写下‘人人生而平等’，他的远见在今日得以完善，维护了所有LGBT公民的权利。”

　　然而，我并不想把美国的校园天真地描绘成一个同性恋学生的天堂。由于每个州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不同，各州的校园同性恋文化自然呈现出不同的模样。一项基于问卷调查、社交网络信息和使用Google搜索数据的研究发现(见2013年12月7日《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至少有5%的男性是同性恋者(在以往各类研究中，这一比例通常在2%至10%之间)，其中数百万的男同性恋者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出柜。

　　数据分析显示(见2013年12月8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州内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对同性恋实际比例影响较小。例如，在同性恋接纳度非常高的一些州(其中，罗德岛州最高)，私下搜索过男同性恋图片的男性比例是5.4%，而在接纳度最低的那些州(其中密西西比州最低)，这一比例也能达到5.2%。也就是说，在那些同性恋接纳度较低的州内，同性恋者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但他们面临的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则要大得多。

　　2005年，李思谛(Stephen Leonelli)还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大一新生，那年他向父母坦白了自己是同性恋者，这对于天主教家庭来说简直难以置信。父母当时的惊诧、沮丧和抵抗仍历历在目。“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种事，因为同性恋不在《圣经》的教条之内，他们也害怕我会感染艾滋病。”思谛说。

　　之后思谛的大姑的出柜令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意识到同性恋其实离他们并不遥远。“在大三那年父亲向我道了歉，还约我一起去同性恋酒吧。”时隔多年，思谛仍不禁感慨，“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一刻。”在校期间，思谛加入了学校的“酷儿与联盟行动组”，积极争取同性恋权益。2010年至2013年，他来到北京同志中心，组织同性恋权益讲座和分享会，开发同性恋社群活动及心理健康项目，以帮助中国的同性恋群体。

　　中国的同性恋人群是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当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逐渐迎来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同时，中国的同性恋群体还在争取最基本的权利，比如得到尊重。1949年以来，同性恋群体受到了官方和社会的双重压制。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新中国性话语研究》一书中概括了官方对待同性恋的态度：“65年来经历了从基本上全是负面否定态度到中性客观态度的转变。”1997年，同性恋得以非罪化。2001年，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得以去除。但同性家庭在法律层面得到保护这一憧憬，还遥遥无期。

　　广燕心(Kayleigh Madjar)也一直关注中国的LGBT群体，2014年她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亚洲研究专业，大四时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同性恋历史趋势的研究。燕心说：“当我们把中国的同性恋概念与美国/西方的概念进行比较的时候，这个研究课题就变得非常有趣。”

　　在中国古代，同性恋现象一直都存在，社会一般也持开放态度。相比之下，尽管当今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接纳度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大城市，但是普遍来说同性恋还是敏感的话题。中国大多数同性恋者迫于家庭和社会压力不愿公开性取向，因此也催生了充满问题的“形式婚姻”和“同妻”。李银河在接受《纽约书评》的采访中提到，调查发现美国90%的受访者持反对或支持同性婚姻的明确态度，而中国的受访者绝大部分并没有明确的态度。在中国，只要同性恋不发生在自己的家庭成员中，人们一般不会在意这个话题。近几年，随着艾滋病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同性恋群体的生活得到了更多的曝光，然而不幸的是，同性恋议题也因此被艾滋病绑架。

　　在西北大学LGBT资源中心实习时，燕心积极参与了资源中心的各项活动，在全校范围内为LGBT群体创造了诸多“安全空间”。资源中心为支持同性恋师生提供相关的知识教育，并鼓励大家在宿舍或办公室的门上张贴“安全空间”标志的贴纸，欢迎LGBT成员与他们交流。据燕心介绍，西北大学2010年的调查显示，该校10%的师生承认自己是LGBT成员。

　　除了组织活动外，该资源中心也力图改变学校的政策。近年来，这一组织不断向学校教务处游说允许更改已颁发学位证上的姓名(性别差异)，并向学校施压建立性别开放的宿舍和卫生间。“要让管理层改变政策和观念是一件非常难的事。”燕心说。经过游说，尽管学校考虑在新建或新装修的建筑内为LGBT群体修建必要的设施，但仍然不愿在旧教学楼或宿舍增设中性卫生间。

　　燕心本人并非同性恋者，但她的哥哥与高中好友是LGBT成员。“除去这一个人原因，我一直坚信性取向是一种基本权利，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反对同性恋，”她说，“人们正在逐渐接受同性恋，但是他们不会站出来代表LGBT群体公开对此表示支持。”据2013年6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全美72%的受访者认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趋势已不可避免。

　　抗争以改变，大抵可以概括美国校园中同性恋群体的整体状况。而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下，要想迎来改变，这种抗争就必须更为持久和激烈。在天主教学校，同性恋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013年夏，当乔治城大学的学生在这所全美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的校园里接龙穿过一扇象征性的柜门号召同性恋学生出柜的时候，他们一定没有忘记直到1987年该校的同性恋学生组织通过上诉才获得了与其他学生组织同等的权利，而法庭同时表示乔治城大学无需给该学生组织“校级认可”，因为“这样做会暗示学校支持同性恋而违犯天主教的教条”。

　　在美国，共有两百多所天主教大学和学院，天主教中学则超过一千所。2013年底，两所天主教高中的一致举措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彩虹的光辉并未照耀到整个美国大陆。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位在一所高中任教长达12年的教师因与其同性伴侣申请结婚证而被解雇。无独有偶，西雅图东郊一所天主教高中的副校长也因与其同性伴侣结婚被学校请退。众多学生罢课在校园内游行抗议，高喊“改变教会”。

　　教会的确到了改变的时候。教皇方济各在一次采访中直言教会过分“沉迷于”同性恋和堕胎等问题，而忽略了其更大的使命——“天下一家”。

　　“这个世界、这些大学需要教会，现在如此，一百年后也是，”乔治城大学首位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的学生会主席内特·蒂萨该校校报上写道，“但是社会在改变，上帝也在这种改变之中——请不要拒绝它。”

　　传统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拒绝改变。短短十年，在支持同性婚姻人士的不断抗争之下，尽管路途曲折，美国社会和校园都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特拉梅尔先生在读本科期间还需要深藏柜中，而如今他却可以在最高法院牵起爱人之手，他的母校也可以在官方网站上骄傲地献上祝福；尽管目前还有15个州禁止同性婚姻，但我们看到最高法院在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一问题上的决心；天主教家庭出身的思谛在出柜后照样被父母接受，如今他已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名硕士生，正在积极地为LGBT群体争取更多的权利；尽管部分天主教人士在同性婚姻和生育问题上态度坚决，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天主教徒支持同性之爱。因此，在同性恋问题上，我们应当更为宽容，更加积极地参与对话，也有理由更为乐观地期待彩虹旗可以自由地飘扬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我在很多地方见过绝美的彩虹，但最美的那道在一首歌里。2012年夏，我与一位美国歌手开车行驶在弗吉尼亚的公路上，与他一起制作专辑的歌手打来电话祝贺，说道：“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平等！”我大笑，表示他们过于雄心壮志。他从车里找出一张以前的专辑，这张专辑的所有收入都捐给了一个24小时热线电话项目，为有自杀倾向和其他危机的同性恋青少年提供咨询与干预。专辑中有一首他写的同名歌曲“Indigo”，青(靛蓝)，代表的正是这些青少年。

　　“如果那些受人欢迎的孩子是红色、绿色和黄色这些主要颜色，我们选择的是彩虹中不怎么受欢迎的青色，但他们一样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要倡导平等、力量和接受。”朋友看着前方坚定地说。他按下播放键，音乐在车内回响：

　　“需要所有这些颜色，才能建造一座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