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刚认识秀英和建国时，我家刚移民加拿大一年多，租住在那幢本地穷人和外国移民集中的高楼大厦里。我和丈夫为生存奋斗着，孩子在大楼内的幼儿园里适应着，朝九晚五，一切都是开始展开的状态。
一天，我在阳台上望见一家夫妻，带着两三岁的孩子在楼下花园里散步。看着男人穿的带汉语拼音的T恤，和不常见于加拿大本地人的沧桑神情，我对丈夫说：“看，这个楼又搬来了一家中国人。这夫妻俩怎么看着老夫少妻似的，孩子也拖着鼻涕，可怜巴巴的，八成也是像咱们一样的新移民吧。”
他们的孩子也在这大楼内的幼儿园里。我接女儿时先认识了秀英。
秀英一见到我，就像老朋友似地说：“你就是这个大楼里姓王的吧。幸会幸会。我叫方秀英，老公叫陈建国。我查住户名单，这楼里就咱们两家中国人。我们刚搬来，有空上我家玩啊。”
那时，我知道他们已经技术移民五年了。建国毕业后刚刚在这个小城找到工作，全家从多伦多搬来不久。除了接送孩子搭搭话，大家还是像钟表一样上班下班忙碌着。
这所高楼大厦靠近高速公路，吵声震天，也许这就是租金便宜的原因。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另一处安静且价格能接受的地方，就要搬家了。又见到秀英寒暄时，她不无遗憾地说：“这个小城里中国人不多，怎么刚认识你你就搬走了？什么时间上我家做客吧。”我们交换了姓名电话住址。此时，我觉得秀英是个爽快的人。
不久，我怀上了二女儿。一天，在超市里遇见了建国。他的脸色看着比以前好多了，稀疏的头发也有些亮色，正拿着张长长的纸条购物。建国说，秀英又怀孕了，又忙工作，又害口，自己也不知道买什么好，只好“按图索骥”。我说你们家可真是男主外女主内啊。建国说哪里，秀英是内外都主，我除了挣钱比她多点，哪也不如她。
那时我知道，建国在一家小有名气的电脑公司里做着时髦而体面的工作：程序员。我又知道，他们二人的收入已经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水平。
（2）
一年后，我在家里拉扯几个月大的二女儿，有时带着大女儿多儿一道，去政府办的幼儿中心（Early Year Centre）玩。那里像个人民公社，玩乐是免费的，吃喝自己做，有时一待就是一天。只是，不适合在那做煎炒烹炸的中国饭。
一天，在“人民公社”里我遇见了秀英。她说，她也正休产假呢。小女儿三个月了，她父母在家看着。大女儿美美太吵，带她出来消耗点过剩精力吧。
很久不见，秀英看着胖多了，美美没了鼻涕，出落得白白净净的。只是头发好像剪得不太整齐。
孩子们一见如故，一边玩蹦蹦床去了。大人之间也闲聊着。此时，不用去奔波，不用赶时间，的确是闲聊。我和秀英都感到，我们都正在过着惊涛过后的平静生活。
闲聊中秀英戏说，她的二女儿不是白生的。
Y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后，秀英很快就找到了份薪水福利都不错的白领职务，但是雇主说好，这份工作只有十个月的时间。为了下岗后能多领失业保险金，她毅然做出影响一生的决定：怀孕。和建国一拍即合，说怀她就怀上了。边怀孕边工作；孩子快生时，工作顺利结束；孩子生了，也领上了父母金，比正常失业保险金能多拿半年。
“你生的可是个金娃娃啊。自己有了加拿大经验，领了失业金坐享其成，还没耽误为加拿大政府贡献人口一名。”
“那怎么办呢。又想要工作，又想要孩子，这是最好的选择。”
我没问秀英，她为什么要第二个孩子，女人之间，这是明知故问。
“我想在产假期间上个证书班。现在眼瞅着计算机行业不景气。传统行业挣钱不多，但是稳定些。”
“那你想学什么呢？和你原来的职业有关的？对了，你在中国是什么专业？”我问。
秀英一下打开了话匣子：“我和十个人说我原来的专业，九个人张大了嘴。我是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系。张艺谋同志是我们的师哥。我在中国演过几个小角色，导过几个广告片，你肯定都不知道。我演过不少广播剧，但是受地域限制，知道的人就更少了。看不出来吧？”
我果然张大了嘴，怪不得，秀英和理工人员有些不太一样。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秀英的普通话说得不仅京调十足，而且抑扬顿挫，很像演员冯宪珍的那种穿透力。如果让她去配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我相信效果不会差。至于秀英的形象，可能十几年前也是不错的。在加拿大这些年，一定没少吃苦，加上生了两个孩子，有些发福，有些憔悴。当演员可能不会是青春派了。
“哇，你是艺术界的人啊。来加拿大彻底改行了，而且还改成了。不简单啊。”我由衷赞叹。
“不改行怎么办？你知道，所谓‘文化人’，离开了文化环境，就像淡水鱼进了咸水缸。我要是光喊着专业不对口，早就饿死了。还不是趁年轻，学了点儿，又有幸干了点儿，挣了点儿。像李安那样，学贯中西从一而终的大导演，能有几个？”
“那，你目前已经很融入本地了。学校职场都待过，想没想过这段经历会有点用？”
“我来加拿大以前，就没想着能做老本行。我现在就是一人妻人母，没有李安那本事，好好过日子吧。对比前几年，我现在太知足了。”
“嗨，谁还没有个艰难的时候。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能到现在这样已经不错了。”我说。
秀英说：“你说得对。不过，对于艰难，各人理解不一样。手扎破了，说艰难；没考第一名，说艰难；原来是实验室里的博士，现在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也说艰难。”
然后，秀英说起她艰难的时候。刚来加拿大时，她和建国暂住在朋友搬家后腾出来的小屋里。不久，房主找到了有固定工作的租客，限他们在十天内搬走。他们初来乍到没有收入，秀英找了几个房子都要求有担保人。朋友自顾不暇，担保不了他们。临最后搬家期限还剩三天，秀英哭着去找教堂的牧师。她只听了两次牧师的讲经，心里还没来得及形成信仰。素不相识的牧师做了他们的担保人，她预付了六个月的房租，终于合法租到了房子。
“那个牧师真是好人哪。后来我把好人好事传了下去，担保过好几个新移民，我一度都成了担保专业户了。现在的新移民可不比十年前，有的人别说六个月，六年的房租也预付得起。”
我说：“不管能预付几年的房租，没人敢肯定什么时候就搬走了，这就是房主不愿意找新移民租户的原因吧。你们可是真的艰难过啊。好在现在终于混入了主流社会，老公又在IT行业发财，熬出来了。”
“什么主流社会啊，还不是上班下班，养家糊口。建国在中国的机关时，上班看报喝茶，下班陪吃陪喝，那才叫主流社会。他原来的专业，跟你说你也不知道，冷门，来加拿大后改学计算机，还学成了，还在泡沫爆破之前捞着了个工作。建国倒是不容易的，你看他现在白发搔更短的样子，其时他才整整四十岁。”
我一惊，登时想起了《办公室的故事》里的台词，模仿着说：“噢，他看着像四十一岁似的。”
我和秀英哈哈大笑。才注意到，时间不早了。叫回了玩兴正浓的孩子，准备回家。临别前秀英说：“现在正闹非典，我觉着中国人到哪都让人侧目一下。不如，你带着俩孩子上我家玩吧。”
过了几天，我终于得以见到，秀英那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的家。
秀英的二女儿丽丽，头发秃秃的，像个假小子。秀英说，丽丽随她爸，头发少。
原来，建国不光是因为头悬梁锥刺股，把头发弄得浑欲不胜簪的，还有些先天原因，而且还遗传了下去。
环顾秀英家里，新移民都心知肚明的捡来的家当中，一个崭新的书架却鹤立鸡群。不光一看就是新的，而且里面装满了计算机专业书籍。建国正是靠着这些“天书”，从一个冷门专业，转变为“挨踢”人才的。
书架上还摆着秀英建国的结婚照。看那时的秀英，我确信了她曾演过电影。那时的建国，头发也密，皱纹也无。原来，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怎么样，想没想好要读什么证书？”我问秀英。
“别提了。我去人力资源部问，人家说，休产假，一般是要在家带孩子，政府不鼓励像领正常失业金的人那样去读书。就是说，念不念书我们不管，但要从‘阿爷’这里拿赞助，没戏。我看好的专业，四千来块钱呢。我们刚到小康起步，攒攒钱再说吧。”
“阿爷？你懂广东话？你们南京话和广东话差别大吗？”北方人的我问得像个菜鸟。
“差别？根本就不是一个操作系统。我是前几年打工时学的广东话。就是使劲和他们混在一起，敢说呗。那些广东帮开始也不怎么理我，架不住我脸皮厚。有一个工头黄太太，一个大箱子里原来长宽高各装6、5、4个小包，她想提高生产效率，长宽高各多装一排小包，她就扯不清多装了多少小包喽。我告诉她，每个大箱子可以多装90个小包。不就是7X6X5-6X5X4，体积相减的事吗。”
“什么什么？我得拿计算器算一下。”理工出身的我倒有点反应迟钝。
“等搞清楚了，黄太太对我态度大变，以后她总说我‘好嘢’。”
我暗忖，对数字敏感的，看来也有艺术界的人，难怪秀英学了计算机专业。凭他们的努力，前途会大大地好。不过，她家的家具似乎该换换了。
“我们正攒钱买房呢，买的新车还没供完，还想投入一些钱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对了，我现在还做着教育基金经纪人的工作，如果你感兴趣，找我就行了。”
“我还没有余钱可玩，以后再说吧。”我惭愧地说。
临别前，秀英又说起非典的事：“有一次我们家在公园玩，有一家白人也在那。你猜六七岁的哥哥和他弟弟说什么：‘离那个中国人远点，她有非典！’小孩子懂什么，还不是大人灌输的。我的气不打一处来，皮笑肉不笑地大声对那个男孩说：‘我们没有非典，我相信你也没有艾滋病。对吧？’”
我回到家时，正巧看到电视里克雷蒂安总理在多伦多唐人街的饭店里吃饭，心情着实激动了一下。可惜，这个歪嘴总理就要卸任了。
第二年，我作为对政治混沌未开的加拿大新公民，为克雷蒂安所在的自由党，毫不犹豫地投下了一票。那年，自由党的保罗马丁果然当选。
（3）
秀英买不成房子了。随着计算机行业泡沫般一个个地破裂，建国也下岗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下岗后的第一件事，是举家疯玩。以前，既没时间也没钱，后来有了钱又没时间，现在钱和时间都有了，就是一个少点儿，一个多点儿。他们在安大略省待了八年，第一次去了阿冈昆国家公园，白求恩的故乡，野生动物园，海洋公园。还驾着全新的小车，远远地跑到了魁北克。
我那时刚在美加边境的小城S市买了房子，请秀英一家来玩。
晒得黝黑的秀英一见到我的房子，就对建国说：“你看看你看看，这才是家呢。他们在加拿大有了家！”
白净的美美也晒黑了，头发还是剪得参差不齐。看来秀英的手艺还有待提高。丽丽在牙牙学语，和我的二女儿差不多大，却飒利得多，对环境一点也不拘谨，蹿上跳下的。这让我确信了秀英和广东人混在一起学粤语的事。丽丽没有遗传父亲的好头发，却得到了母亲的好性格。
“我们在加拿大待不长了，建国刚在美国找了对口工作，下个月我们就连锅端往美国了。”秀英半自豪半感叹地说。
我惊得一愣：“啊！我还以为你们有多潇洒呢。这才玩了几天啊，又自己弄个套带头上了。”
“可不，建国就是拉车的命。他把简历贴到网上，自己还没太当回事，就有人大老远从美国要雇用他。他申请了一年TN签证，我们都是‘随军家属’。”
“TN签证？是不是美国老大哥专门给加拿大和墨西哥小弟的工作签证？你们是加拿大公民了？”
这下轮到秀英“啊”了：“我们在加拿大死心塌地抗战八年了，一天就没回过中国，我干嘛不做加拿大公民啊。上美国游玩方便，晃晃公民证就行了。找工作的范围也大大延伸。不过，美国地域辽阔，建国的工作在美国地图的正中，密苏里州。他去工作面谈，开车没把他开死！要是工作合同延长，还得回边境续签证。”
我说：“好啊，建国续签证的时候，就来我家住吧。”
秀英突然叹了口气：“都是钱惹的。我们本来跃跃欲试准备买房子的，这下又安不成家了。我希望建国能找一个边境城市，像底特律啊，布法罗啊，这样住在加拿大一侧，又挣美元，又享受加拿大的医疗等福利。可是这家公司给的薪水高，年薪七万美元呢。远点就远点吧。”
那时候是1美元兑换1.5加元的年代，七万美元就是十万加元，我和我丈夫跳起来也够不到的高度。
我很羡慕很嫉妒地说：“哪那么多好事都让你摊上啊。现在计算机行业竞争那么激烈，老本行的，半路出家的，十块砖砸下去，九个砸到‘挨踢’的人头上。知足吧您。”
“对，知足常乐，等我们在密苏里落下脚，你们去我那玩。”秀英又热情邀请。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等我们拿下加拿大公民身份，咱也试试一晃公民证的潇洒。”
就这样叽叽喳喳了一天，秀英一家回去收拾细软了。
秀英一家“远嫁他乡”之前，我捡了她家的计算机监视器、空调、吸尘器等“大件耐用商品”。她把桌椅板凳送给了几个新移民，新买不久的电器作了YardSale。
秀英和建国轮流开着满载人和物的小车，星夜兼程一路狂奔。也不知，秀英是怎样把来加拿大八年的所有，包括最大的收获两个孩子，浓缩在那辆丰田佳美里的。
（4）
斗转星移，两年过去，我和秀英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秀英说美国的好，也说不好，多是些浮光掠影式的。
“建国工作还行。我没有工作许可，带带孩子也好。我们在美国这个内陆小城收入不错，汽车保险低，物价便宜。但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医疗保险高了去了，还得提心吊胆不能被解雇。我还是盼望着边境城市的工作机会。”
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美美喜欢美国的学校吗？外国孩子上学，是不是要交赞助费什么的？”
“一分钱不交—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交些钱吃批杂，喝牛奶什么的，和在加拿大一样。不管父母在美国是什么状态，孩子只要有固定住址，上公立学校是免费的。爱国主义教育也从娃娃抓起。我理解了，为什么美国人到了外国，都破迫不及待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美美现在天天轮流唱加拿大和美国国歌。”
“那你们就在美国待下去好了，混成美国公民要几年啊？”我一知半解地问。
“我就没打算混成美国公民。虽然在加拿大只剩下公民身份了，但还是想住回来。我和建国现在研究布法罗的工商通讯录，比当年研究多伦多还仔细呢。”
“你倒真是执著啊，天上的馅饼就砸给像你这样的人。”
笑说之后，我们认真定下了我们一家去美国看望他们的时间，地址。包括停车位和公寓大门密码。
“我还是给你写个电子邮件吧，备着给没事找事的边境检查人员看。对了，我家床铺有限，你自己带床褥子来吧。”
几天后的长周末，我们举家前往这个以前不知道，以后也再不会去的美国腹地小城。过关时，却没有像白脸人那样一晃证件就行了。边境人员问了几句，还仔细看了那张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我嘴里说着：“我出生在中国，是加拿大公民，去美国看朋友，需要三天。”心里想着：我拖家带口的，你想要我叛逃到你们美国，我还不去呢。
真如秀英所说，开车能把人累死。十三小时的轮流开车，人困车乏，幸亏车没脾气。
终于到了那个地址，拖泥带水进到她家一看，我直后悔只带了一床被，应该连床都带来。
我想着，年薪七万美元，家里不是金碧辉煌，怎么也该应有尽有吧。而秀英的美国新家，却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沙发柜子，没有；饭桌，没有；微波炉，没有；锅碗瓢盆是“心知肚明”的。两把小椅子，秀英说只能承受六十磅重量。要不是看见她家最新配置的电脑和堆放在地上的书，我真怀疑到了流浪艺人的家。
“你怎么连个垃圾筐都舍不得买，挣的美元都哪儿去了？”
“哎，你有所不知，我早就和附近的教堂联系上了，人家说如果有人捐献，就给我们一套家具。最近告诉我来了一套，可我也不能催人家给运来啊。你们只好将就一下了。”秀英有点不好意思。
“没什么没什么，我能到你这里，还省了住宾馆的钱呢。只是，你们平时就这样，太凑合了。”我的确很惊讶。
“多年节俭惯了。再说，我们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搬走了，买大件家具干什么？”
“这也太节俭了。你们家的收入，应该是给别人捐献的啊。你们这种暂时状态，也有一两年了吧？太让我咋舌了。”
“瞧你说的，快别把你的舌头咋坏了！一会儿，尝尝我做的松鼠鱼。”秀英又有点不高兴。
秀英手脚利索地端出了几个菜，大家都跪在地上，围着唯一的儿童式小桌子，像是吃韩国料理一样。秀英的做饭手艺却真是顶呱呱。
“我在中国考过厨师证书呢，早就作废了，手艺可没扔。不光没扔，作了专职家庭主妇，让我发扬光大了许多。”秀英对我的赞美又自豪起来。
“看来，你有很多证书啊。软件硬件都齐备，就等孩子长大，再入沙场了。”我们又开始叽叽喳喳。
“那是。我有经纪人证书，还有翻译证书呢。我曾经当过法庭翻译，专门给那些不懂英语的偷渡客当翻译。我才知道，我们这些所谓技术移民，真是在蜜罐子里。来美国后，也认识了几个华人。听他们的故事，才叫真不容易。当学生时打黑工，躲躲藏藏；盼绿卡盼得眼睛都绿了；就是有了工作买了房子，一旦被解雇，那个狼狈逃窜，连房子都来不及卖。美国身份是多少人奔命一辈子的东西。美国最强大，但不是最好。对于我来说，最好的，还是加拿大。”
我附和着：“是啊，我们一落脚到加拿大，就被称为‘永久居民’，谁敢赶走我们？现在总有人说，原来是总经理，现在刷盘子，不容易啊不容易。你们美国华人的奋斗不屈，使我们加国华人，简直有愧于说‘不容易’三个字。”
“说的好，像外交辞令！来，为咱们美加人民的友谊干一杯！”我们调侃着，不觉时间已晚。
第二天，在那个小城里溜达，我见到了在中国翻烂的《出国英语》的封面：那所高高的拱。她矗立在国河密西西比岸边，仿佛敞开了胸怀，欢迎来给美国添砖加瓦的外乡人。
临别之前，我真心说：“秀英，你是我见到的最传奇的人。”
“好，现在做着家庭妇女，希望我也传奇起来。”
“你就是很传奇呀，看你把建国养得白白胖胖的。比四五年前我刚认识你们那会儿，建国真是判若两人。”
“你是说911那年啊。那时他刚刚找到程序员的工作，母亲就去世了。既没有钱回去，回去了也来不及看最后一眼。那时，你可不知道他多难受啊……”
气氛突然有些凝固。我小声说：“建国也挺传奇的啊。”
依依不舍话别，秀英说，建国还要找美加边境的工作。我说：“你们搬到哪，我们就追随到哪。最好他能在加利福尼亚找份工作，这样我就有了横穿美国的理由，和又一个免费旅馆了。”
（5）
又过了一段时间，建国需要回加拿大续TN签证，如约住到了我家。他没有开车回加拿大。在彩虹桥边境上的不足十分钟国际交易，花了他七百美元的飞机票钱，和两天的休假时间。
在我家的后花园里，和建国攀谈得知，他在美国期间，父亲突然离世。他能做的，是寄了一大笔积蓄回去。
“我离开中国的这十年间，多了两个亲人，也失去了两个亲人。”建国长叹一声。
“唉……”我和丈夫无言以对。
“美美和丽丽现在好吗？”我大女儿多儿突然插嘴，用英语问道。
“美美已经上了天才班。丽丽很淘气。你们知道吗？这么长时间，美美还在谈论着多儿，画张画要给多儿寄去。她在学校里总说她最好的朋友叫多儿。”建国用英语磕磕巴巴答道。
说起孩子，建国的皱纹舒展了。
建国说，他们已经得到了一大堆家具。家里挤得都没地方放了，临走之前一定再还回教会。秀英找了份散工，给学龄儿童教中文，偶尔满足一下事业心。理论上是非法的，但是孩子们很喜欢她。
看着我家的花花菜菜，建国直夸旺盛：“我在农村长大，我太知道土地会给我什么。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住上有土地的房子。我们现在，还是在漂泊着。”
我笑说：“我要是能挣七万美元，也愿意漂泊一阵子。你们是鸿鹄，别学俺们小鸟。”
送走建国回美国后的几天里，我的二女儿一见到天上的飞机，就使劲喊着：“建国，再见。”
……
加拿大是我真正有家的地方，也希望有一天，秀英和建国，能有块固定的土地，有“拈花惹草”的心情。
突然想起谁说的一句话：只要心不漂泊，有伴侣和孩子的地方，就是家。
昨晚做梦，梦见秀英打电话给我，咋咋呼呼地说，建国在布法罗找到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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