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美国特工电影的人几乎都会被美国特工的飒爽英姿所折服，甚至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一名特工。但事实上，在美国做特工也不是什么简单事，光从派别来讲，就有两大特工机构的明争暗斗。

联邦调查局(FBI)日前将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彼得雷乌斯拉下马，让媒体的目光一下子投向这两大机构之间的内斗上。其实，在历史学家们看来，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两个支柱，两者之间的暗中角力已持续几十年，某些时候甚至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两大谍报机构的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埃德加·胡佛领导的FBI和威廉·多诺万麾下的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互相瞧不上眼。

1939年二战爆发后，胡佛严防其他竞争机构介入他的情报领域，因此经常与海军情报局和陆军情报局发生纠纷。为加强国内管控，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0年6月赋予胡佛国内调查的管辖权，从此胡佛的地位便不可动摇，但对外情报工作却给他带来挑战。1941年初，13个不同的机构源源不断地将国外情报送进白宫，罗斯福面临一个建立情报秩序的紧迫问题。同年夏天，罗斯福派一战英雄多诺万出国考察，后者随后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全面负责海外情报活动并监督对外宣传。

稍后，珍珠港事件爆发，尽管后世对美国是否事先知道日本的偷袭计划有所争论，但在当时，这场灾难性事件被认为是FBI的重大情报失误，美国媒体甚至写道，“国内的超级侦探、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成为众矢之的”。胡佛则称“夏威夷事务的管辖权主要属于海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策者们决定“集中化”情报组织。1942年6月，战略情报局成立，多诺万任局长。这是美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

大战期间，多诺万与胡佛的矛盾甚多。1942年10月，当多诺万手下的特工潜入西班牙驻墨西哥使馆偷拍一本海事密码簿时，FBI的人也赶到。警报嘶鸣，红灯忽闪，战略情报局的人只好逃走。多诺万对此大为恼火。1943年，多诺万提出战略情报局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建立联系的计划，胡佛听到风声后，立即致信白宫，警告这样做会“对本国内部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最后该事件不了了之。1944年11月，多诺万向罗斯福提议将战略情报局改组为一个新的对外情报局，即现在的中情局，直接对总统负责。由于该消息被泄露，建议没有实施。多诺万确信是胡佛从中作梗，历史学家们也同意他的看法。

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间的微妙关系在“水门事件”中也得到凸显。1972年6月，“水门事件”发生，尼克松试图阻止FBI对该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但遭到拒绝。这时紧张气氛也笼罩着中情局，因为白宫顾问约翰·迪安告诉中情局副局长，闯入水门大厦的人中，多数与中情局有瓜葛。为脱开干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指示招待处长科尔比不要主动说什么，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中情局都没义务向FBI提供这类情报。这时胡佛已经去世，FBI代理局长格雷直接找上门，询问闯入水门是否是中情局的某项行动计划。赫尔姆斯自然一概否认。

尼克松方面得知FBI怀疑中情局后，建议借助中情局的力量，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去阻止FBI。赫尔姆斯不想违背白宫指示，又不愿承担责任，于是告诉副手，提醒格雷注意两局达成的分工协议，根据协议，如果调查涉及中情局的人，请他们打个招呼。FBI不久便表示不能继续信守协议，除非对方正式发函，但赫尔姆斯不愿意留下白纸黑字的证据。于是格雷直接打电话到白宫：“总统先生……您的下属正在利用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并在中情局对联邦调查局想调查的人表示关切或不关切问题上制造混乱。”尼克松沉默片刻后说：“你继续大胆地进行调查吧。”

后来“水门事件”真相大白，尼克松下台，中情局被指为成为一党一人的工具。那时的赫尔姆斯已是驻伊朗大使，他不断飞回华盛顿作证。他不承认有罪，并信守不透露中情局秘密的誓言，被称为“守口如瓶的人”。1977年11月4日，他被指控犯有伪证罪而判处缓期徒刑两年，罚款2000美元。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内部分别出现的间谍案进一步恶化了双方的关系，致使联络出现问题，最终造成导致“9·11事件”的情报失误。至今，中情局人员仍然被联邦调查局视为知识分子、喝着葡萄酒、抽着烟斗、有时很冷淡的人，中情局则将联邦调查局人员看成抽雪茄、喝啤酒、敲门的警察。有美国媒体形容称，这真是一对“糟糕的朋友”。

虽然两大情报机构一致，但却也不失为一种竞争手段，尽管政府有的时候会受到利益损害，但却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美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