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进出纽约曼哈顿地铁F车地兰西站(Delancey St. & Essex St。)的通勤族都见过他，一位华裔二胡演奏者。那人通常怀拥一把胡琴、依柱而坐，屏气凝神双目低垂，随着他双臂的摆动，悠扬的琴声如高山流水一泻而下，在封闭的地铁站台上清音绕梁、久久不散。一拨拨乘客在这个东方人身旁驻足，一拨拨路人因琴声而流连忘返。地铁车轰隆而过，上下车的人潮汹涌， 而拉琴人不抬头也不抬眼，始终沉浸在自己的琴声中、犹如在自己的琴声中呼吸。
陆敏浩，不是怀才不遇的音乐家，也不是穷困潦倒的地铁艺人。他是纽约一家船用通讯系统公司的工程师。八小时以内，他是电子通讯工程的技术人才，八小时之外，他属于纽约地铁音乐家的一员。“我从心底喜欢二胡！”，一句话，两个不同角色之间不再有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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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之后的陆敏浩在纽约地铁F车地兰西站
不离不弃二胡情缘
我父亲早年留学美国，回大连后在大学教书被划为右派，你想啊，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家能不倒霉吗？1967年我未满10岁，我家从教授楼搬进小平房，我和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成了好朋友。一个小伙伴送了我一只刚出生的兔子，养到七八斤重时我把它拿到市场卖了，换回五块钱。那时候五块钱是“大钱”，有五块钱的孩子简直就是百万富翁了。我用这笔钱买了一把胡琴，当天晚上，我们家里响起了令人难以忍受的“锯”二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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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敏浩和他制作的船用电子通讯设备
1969年，因父亲的问题我家下放了，一辆大卡车将全家送到大连远郊的乡村。那时一个没通电的穷乡僻壤，无数个漫长漆黑的夜晚，只有二胡陪伴着孤独的我。乡下每年农闲时要唱大戏，乡亲们就推荐我去拉胡琴。不久我认识了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位教授，他精通钢琴、小提琴和各种民乐，同样也被下放农村接受改造。他教我认识了简谱，我跟着他还参加了当时革命样板戏的演奏。
后来农村通了电，村口的大喇叭经常播放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作品，我从此犹如着了魔一般，只要听见闵惠芬的胡琴声，我立即扔开所有的事冲向村口，站在喇叭下听得如醉如痴、忘乎所以。“喜送公粮”“红旗渠水绕太行”“赛马”，闵惠芬当年的琴声让一个爱二胡的懵懂少年“开了窍”。
中美建交后我去上海探亲，认识了上海京剧院的琴师，他擅长演奏京胡、二胡和板胡，看到他精湛的演奏，我决定要买一把真正的二胡，那位琴师随后带我去了上海外滩乐器行，在那里帮我挑了一把二胡。我记得很清楚，那把琴的价钱是46元，是我向伯父借的，当时我跟伯父说“我从心底喜欢二胡”。
从上海返乡后我更加疯狂地练琴，每天下工后练四、五个小时直至天黑，小伙伴们也时时陪伴我做最忠实的观众。那一年公社主办知识青年大汇演，村里要我“冒充”知青去参赛，不料两支曲子拉完后台下响起热烈掌声，我的演奏随即被评为一等奖，一夜之间我成为当地的“名人”。
“二胡是我今生今世的缘份”。1990年我随着出国热去了德国，那时我一无语言基础二无经济来源，每周在一家日本餐馆工作六天半。打工途中我看见柏林地铁里有很多音乐家。他们演奏萨克斯风、小提琴甚至竖琴，“那叫一个好啊！我没钱都想给他们钱！”第二天恰逢我休息半天，鬼使神差，我拿了块布裹着我的二胡去了地铁站，因没带小凳子只好蹲在站台的地下，那天我一口气奏了两小时，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双腿蹲在地下麻得站不起来。回家一数钱，两个小时居然赚了80元马克，而我在餐馆打一天工才有70元。第二天我就辞工去地铁站“全职”拉二胡。所以，我在地铁拉琴的胆量是正宗“德国造”，相信柏林当地很多人都记得我哦。
感谢感恩地铁观众
从德国回中国后在深圳的日本三洋公司工作，三年后的2000千禧年，我再次出国、这次就直奔美国来了。
到了美国正赶上小布什总统执政，电子通讯行业走下坡，雇用我的公司被兼并、我随即被裁员。此时朋友怂恿我来纽约，我别无选择。起初我在旅行社做导游，实际上就是当司机。每天在曼哈顿载客观光，每天忍耐塞车和吃罚单，那段日子让我讨厌纽约、怨恨纽约。不久，我再次拿起二胡走进曼哈顿的地铁。F车地兰西站的站台宽敞，全封闭的空间是个天然大音箱，那里简直就是我的“专用舞台”。从那一天起，我对纽约的厌恶和怨恨开始融化了。
如果说地铁是曼哈顿的“腹腔”，我在腹腔里逐渐体会到纽约的“胸怀”。有一次拉琴时遇见一个白人，他质问我“为什么你要拉这些东方曲子？这里的西方人不喜欢”，那人的话刚落音，周围听我拉琴的人立即大声反驳他、指责他说的不是事实。白人、黑人和亚裔群起而攻之，那人很快灰溜溜地走了。
当时我一言未发，内心却是感慨万千！都说纽约人冷漠自私，但他们的内心却是充满了热忱、包容、爱和正义感，纽约是个海纳百川的城市！她的胸怀足以让每个人站在这里、理直气壮地追寻自己的梦。当时我没有停下拉琴，我用自己的琴声拥抱在场的每一个人，我的心一直流着热泪……
很多纽约地铁音乐家都是专业出身，也有不少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教授和学生。音乐无国界，也无阶层和贵贱之分，大家自娱自乐相互欣赏，认同自己是地铁音乐家的一员，同时拥有世界最大的舞台和观众群。那些驻足听我拉琴的人有时给我零钱，有时则给我一张小字条，上面写满了赞美之辞或感激的话，我拿到小字条比拿到钱的感觉更好。我曾在内心无数次大声说“感恩你——纽约！感恩你——我的地铁观众！”
平时我精心收集二胡的经典作品和伴奏带，希望把最好的中国民乐演绎给地铁过客。可当我屏住气准备拉一段最精彩的旋律时，地铁车从身边轰隆而过，完全掩盖了我的琴声，这时我立即调整自己的心情和乐章，在下一趟地铁车抵达之前完成准备好的华彩片段。我拉琴时心无旁骛、很少抬眼看周围，有一次面前的钱盒被恶作剧少年偷走都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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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敏浩是纽约一家船用通讯系统公司的工程师，图为他在位于长岛市的办公室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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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敏浩参观爱丽丝岛移民博物馆时，看到馆藏的这把中国二胡——西方人眼中中国乐器的代表，不禁热泪盈眶，百感交集。
传承传送民族音乐
有一年回国时见到闵惠芬大师，她在帮我选购了一把好琴后对我说“我们出国演奏是有限的，你们才是真正把中国民乐传播到海外的辛劳者”。后来我在参观纽约爱丽丝岛移民博物馆时，见到馆藏一把中国二胡的实物，以及展出的一张巨幅二胡照片，耳畔再次响起闵惠芬大师的话语，心情激动得无以言表。我想大声地告诉人们：倘若没有中国音乐、没有中国二胡，这个世界不完美！
有一天拉琴时遇到一老外，他在我面前站了很久，不停地赞扬我的琴声美妙动听。一曲终了他问我以前是什么职业，我说在中国搞无线电通讯，他得知马上问我是否想到他公司聊一聊。后来，这位老外就成了我现在的老板，我喜欢他公司的企业文化，喜欢与各族裔同事相处。尽管这家公司曾经也曾有资金周转不灵、甚至薪水暂发不出的困境，但是我一直坚守这家公司做到今天。
每逢星期五下班时，在我拖着装有胡琴、音箱的“行头”下地铁前，我和我的老板都会彼此会心一笑，两个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人如此相惜相助，你能说不是一把二胡的缘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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